编者按：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贯穿新时代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主线之一，也是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明确“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抓住了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的“‘十五五’规划建议”都明确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将这项工作提升至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那么，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和深层内涵？应当以怎样的理论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布局优化的成效？在具体实践中，应从哪些层面系统推进？又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做出哪些完善来提供持久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副书记、研究员项安波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系统解答。

问题一：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党中央如此重视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基于怎样的历史逻辑和现实考量？应如何深刻理解“持续”和“优化”这两个关键词的丰富内涵？

项安波：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党领导经济工作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历史上，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发挥过优化资源配置、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等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设想，标志着我国国有经济开始进入有规划、有设计的布局优化阶段；其后，经历了1997至2002年以“三年攻坚脱困”为重点工作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阶段，2003至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主导、以国企重组为主要手段推进国有资产调整阶段；新时代进入全面深化国企改革阶段，主要以“管资本为主”和国企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来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的“‘十五五’规划建议”都明确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对过去多年相关实践的总结精炼和升华深化，明确了这项工作时间上的延续性——“持续”意味着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一项长期坚持的工作，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战略过程；更重要的是明确了这项工作的战略性——“优化”意味着要深刻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国内外形势变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随着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变化而动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向和重点，体现了主动作为、前瞻谋划的战略思维，是科学把握国资国企运行规律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主动与战略主动。

问题二：怎样才算真正实现了“优化”？在您看来，我们应以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布局优化的成效？这一标准在当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指向？

项安波：优化国有经济布局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怎样算优化”或者说“优化的标准”是什么？从“三个有利于”价值判断标准出发，可以考虑将“是否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辩证统一”作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标准。

这是因为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物化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国有资本作为生产力，其生产要素整合功能、主动的自我约束能力以及服务国家整体利益的自觉，超越了私有资本的无序扩张，可以更为主动地系统规划；而在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国有资本中，其劳资结合方式、组织和管理方式、分配关系等都可以克服和扬弃“资本雇佣劳动”等传统模式和逻辑。因此，国有经济不仅可以引导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投向目标领域直接驱动生产力发展，而且可以调整生产资料配置方式和结构、权力与决策机制、人的关系与利益分配体系、产业分工协作方式、企业组织形态等，主动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和推动生产力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催生了新质生产力。生产力质态的跃升，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原理指引下，我们一方面促进国有经济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集，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与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善劳动关系和分配方式、完善组织形态与公司治理等，主动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来适应并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辩证统一。

问题三：通过您上述的讲解，我们明确了“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定位和理论标准。那么，在实践操作层面，我们应该从哪些主要方面系统推进？各方面之间又该如何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布局优化的整体目标？

项安波：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是一项系统性的战略工程，核心逻辑是以提升国家战略支撑能力为目标、以资产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企业为载体，通过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提升核心功能、增强核心竞争力，动态调整国有经济的投向、结构和重点，以前瞻性地优化经济基础，使之更好地服务、适应国家战略等上层建筑的发展。

广义上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需要考虑企业国有资产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及其他国有资产布局规划之间的统筹协调，统筹各类国有资产的存量和增量、优化不同类别国有资产之间的布局和结构。一般意义上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主要考虑企业国有资产，从国有资产盘活配置、国有资本有序进退、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三个层面推进，当前集中体现为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国家安全，主要表现为“四个促进”。

促进领域上的进退集中

历史上国有资本的“进退取舍”和“有所为有所不为”，折射了我国对不同发展阶段下国有经济功能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实践探索。当前阶段国有经济“进”主要是围绕国家战略推进“三个集中”、发挥“三个资本”的“三大作用”，确保国有经济布局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演进规律，更好发挥安全支撑的“压舱石”作用、保障民生的“稳定器”作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作用。“退”主要是坚定退出“两非两资”，以及一些不具备优势或没有必要的一般性竞争领域，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和处置低效无效资产，腾出资源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产业引领、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的投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主要是向国家战略重点区域集聚，服务区域重大战略、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格局，如深化央地合作和跨区域经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助力缩小区域差距；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促进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便资源高效流通，支撑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促进企业优胜劣汰

主要是国有股东发挥协调作用，围绕提升核心功能、增强核心竞争力，实施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按照主业相同、产业相近、行业相关、优势互补的原则，将资源向具有竞争优势的主业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减少重复建设、避免同质化竞争和淘汰落后产能。

促进“国民”共进

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中，国有经济主动开展战略性调整，为民营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发展腾挪出了成长空间。基于历史经验，党在处理“国民”关系方面明确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如支持建立创新联合体、共建联合实验室、相互开放应用场景，促进构建价值共创、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现代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企业关系从简单的供需交易升级为深度绑定、相互嵌入、共同进化的产业共同体，鼓励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

问题四：好的战略部署需要好的制度机制来保障落实。要让“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从顶层设计真正走向落地见效，您认为关键需要在哪些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各项机制之间又应如何协同配合？

项安波：“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标志着国有经济发展范式的变革，更加注重服务国家战略和追求综合性贡献的“战略功能优先”和“综合价值创造”，体现在目标导向升华、功能定位再校准、资源配置方式进化、评价体系升级等各个方面，关键是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若干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机制。

完善国企重组整合机制。重点是建立和完善股东协调机制，发挥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机构的协调作用，理顺国企间竞合关系，减少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和防范内卷，推动高质量并购，深化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

完善国有资本运营机制。主要是发挥“两类公司”国有资本运作平台的资本持股主体、运作主体和进退通道作用，调整基础产业、发展战新产业，以资本流动、产业引领、区域布局等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强化国有经济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形态转换的市场化交易机制，实现企业产权资源配置的调整与优化。重点是完善和活跃产权交易市场，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发挥信息积聚、资本集聚、价格发现、要素配置、风险分散、制度规范和中介服务作用。

完善国有资本有序进退的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升投资的战略匹配度、财务合规率，优化增量投向；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国有资本基金化，盘活存量资产；搭建专业化处置平台，分类施策落实“四个一批”，深化“两非两资”处置、清退低效无效参股，完善特困企业退出机制。

同时要完善支撑保障机制，推动相关体制改革到位、机构改革落实及财政、金融、土地等配套政策的跟进与配合。如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以便跨部门、跨区域开展全局性、整体性规划，在更大范围统筹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存量调整、结构优化和导向、监督作用，通过预算安排调整国有资本的投资节奏和速度，实现国家对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控；以甄别竞争性环节为重点，推进重点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